敬畏是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神秘性对象时所形成的警示人类言行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是人在生存和发展时应该遵守的原则，它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敬”体现了人对他者的尊敬的端肃、慎重、尊重的心态，是一种有所信仰、有所认同的价值追求；而“畏”则是意识到警示的界限的一种小心谨慎，是一种对神圣、崇高和威严的自觉臣服，一种主动自省与自我约束，从而使自己有所不为。在本质上，敬畏与客观外在的法律条文、规范准则不同，它是人的一种自我立法，敬畏伦理和敬畏之心，可以潜移默化促使人类自身的道德自律。某种角度上讲，被敬畏客体必须在道德操守、为人处事等方面具有示范性、标尺性，具备被敬畏的资源和优势，从而使敬畏主体和被敬畏客体形成一种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说青少年敬畏老年人，是因为老年人一生经历风风雨雨，越过坎坎坷坷，也就是老年人常常骄傲地对年轻人说的“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阅历丰富，视野开阔，为人不逾矩，处事能适中，这才会被年轻人敬畏。如果人老了还处处倚老卖踹，口无遮拦，行为不端，动不动就去撞道德规范的底线，时不时做一些被人戳脊梁骨的事，那就成了网友们责骂的“坏人变老了”、“红卫兵变老了”的对象，谁还会去敬畏这样的老年人呢？同理，人们常说“后生可畏”，就因为青少年是希望所在，他们有朝气、有活力、有上进心、有担当大业的潜能。如果青少年人一天无所事事，甘当街混混儿，或者张口就以“我爸是李刚”仗势，不计后果地触犯法律，这样的年轻人就只会被人憎恶、为人所不齿了，还谈何令人敬畏呢！只有有所敬畏，才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管住自己 ，才能在工作、生活和自身修养上有所作为。只有心存敬畏，才能时时想到、处处感到周边有许许多多期待敬畏你的目光，从而使自己养成道德自律、慎独自省的习惯，保持自身良好的形象。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敬畏，只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盲目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冒犯天地，破坏规律，对抗自然，藐视英雄，贬低偶像，无视他人，面对生命、面对自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天地之子的人将变成天地的敌手。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敬畏，必然要在利益的驱使下唯利是图，无所顾忌，施毒计，耍阴招，如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而不择手段尽耍阴招，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而奸诈阴险大施毒计。若此，必将招致天怒地愤人怨，个体的人也将变成相互攻讦的冤家对头。小而言之人将不人，大而言之世界末日真可能降临。所以人应常存敬畏之心，敬畏天地，崇尚规律，顺应自然；敬畏英雄，崇拜偶像，与人为善。正如宋代朱熹所说：“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

天转地行是自然现象，既有规律，又可能千变万化，一般情况下会有天时地利、风调雨顺于人间。但天地发怒，陨石飘撒，九龙住旱，火山爆发，地震突起，降灾于人间也不是什么稀有事、奇怪事。久而久之，人们会认为天地自然神秘莫测，产生一种对天地自然敬畏的定势思维。英雄是人中之杰，人类出类拔萃者，一个时代的脊梁，民族和国家危难之际的救星。他们挺身而出，担当大义，神勇无比，具有令人钦佩、崇敬的过人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英雄会演化成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形成一种敬畏英雄、崇拜偶像的情结。因此人应长存对天地的敬畏之心，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对英雄的敬畏之心……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敬畏天地，崇尚规律，顺应自然，敬畏英雄，崇拜偶像，尊重精神权威，并不断研究总结天地运行规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造福于民众的优良传统的。早在夏朝就有个著名的古训：“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即使帝王将相也必须遵守之。据说一年夏天西周鲁宣公在泗水置网捕鱼，大夫里革听到之后，认为鲁宣公这样做违反了上述古训，于是便赶去把鲁宣公的渔网撕坏后扔掉，并向他宣讲保护鸟兽虫鱼的古训。鲁宣公听后表示承认错误，并说：“里革撕破我的渔网，给我带来古人之法，我要把这条破网保存起来，让我永远不会忘记。”《诗经》中也有顺应自然，不违农时的“其始播百谷”的记载。荀子更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的论断。张衡创制出了地动仪，预测地震的发生，减少地震灾害的损失。指南针的发明为当时的航海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多次亲帅文武百官，到北京神坛祈雨，为民求福。如果我们能撇开祈雨中封建迷信的唯心的一面，换一个角度看，从封建皇帝祈雨活动也折射出了对天地的敬畏，作为“上天之子”的皇帝，平日里威福有加，权势至尊，此时在苍天大帝面前，却表现出儿臣的谦卑和恭敬，祈求天降及时雨，滋润大地，赐福于民，牢固大清江山的心愿。至于敬畏英雄，崇拜偶像更是不甚枚举，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江山代有英雄出的伟大民族，敬畏英雄，歌颂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实在是最自然、最普遍之事了。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敬畏、守成、机智、聪明的本质特性。

在人类文明之初，古希腊人关于天地自然的认识和中国人还是比较接近的。比如：泰勒士把自然比作“母牛”，老子则把自然比作“玄牝”——一个巨大而玄妙的母体。他们都倾向于把自然看作一个包括人类在内的、独立的、完整的、充满活力的、拥有自己心灵的生命体。但在西方，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后，天地自然渐渐被从人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另一个世界，即所谓的“客观世界”。在《圣经》中，上帝赋予人以主宰自然的权力，使人成为万物的灵长，以至于人类很自然地将天地自然视为工具、资源和索取的对象。人，在马基雅维里的文艺复兴时代被发现，在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在培根和笛卡尔的17世纪开始成为自然界的理性主宰。培根曾以《圣经》为依据，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视为上帝的合法授权。笛卡尔的主／客体的二元区分，更是将人类与自然的对立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使自然界成为人类认识、探索和控制的对象。这种认识广为流传，且逐渐获得了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地位，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体系，即认为自然是一架遵循所为客观规律运转的机器，是人类智力认识和把握的对象，是人类从中谋取福利的外在资源，自然为人类利益而存在，它的价值在于对人类有用，人成为衡量自然价值的最终最高标尺。更有甚者，在西方传统中，自然还常被想象为女性，它的作用与女性的养育功能类似，“大地”常常被称为“母亲”。甚至将自然妖魔化为一个女巫，在男性科学家的拷问下，被迫袒露其隐秘。培根将科学探索描述为“穿透”自然的“子宫”，伊·达尔文赞扬科学和工程技术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机械的精灵”刺穿了大地母亲的“深井”。在人被发现的意义上，在人成为主宰的意义上，在人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的作用被盲目夸大的意义上，在人和自然竞力的关系上，人在逐渐胜出，人不再是敬畏天地自然、顺应天地自然，而是宰制天地自然，施暴天地自然。当尼采宣判“上帝死了”的声音响起之时，人没有了敬畏的客体，人类开始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更是放纵任性，肆无忌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兴起，消解意义，颠覆价值，弑父渎神，蔑视一切，解构一切，只有人自以为是，为所欲为了。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总是要受到法律的、伦理的、道德的规范与约束，人的欲望不可能自由宣泄，行为不得随意越轨，否则就要受到礼法制裁与道德审判。所以人的肆无忌惮，专横独断，傲视万物的好景难能长久，福柯的“人也死了”，既是对人类命运的可怕的大宣判，也是对人类无所敬畏导致理想信仰的彻底溃灭的无奈哀鸣。 

 西方各种思潮对我们国人影响不小，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使我们的道德失范，价值观错位，社会共识瓦解，公共认同混乱，心无敬畏，行无约束。如我们党的少数领导干部胆大包天，以权谋私，干腐化堕落、违反党纪国法之事，真是一步一个脚印，步步上台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在2014年初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正确认识自己，遵守为官底线，让手中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要“敬畏法纪、敬畏组织、敬畏群众”的“三敬畏”，要求领导干部时时刻刻心有敬畏，行有所止，严守法纪红线，筑牢服务群众的生命线，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将自己置身于法纪、组织、群众的监督之下。我认为这样的警世之言不仅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要践行，而且每一个普通百姓也应以之为戒，心存敬畏，好好做人。如此，才能聚集更多的正能量，凝聚壮大实现中国梦的动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