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上年，我们二十一师被调遣到天水参加铁路建设，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但部队文化学习还是抓得很紧，写笔记时少数机关干部和部分文化教员有钢笔用，大多数同志只有硬铅笔和蘸水笔用，我用的也是硬铅笔，极为不方便，很想有支钢笔，可是我们那时没有工资，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

一九五零年下年，我们部队驻扎在东北锦西，进行入朝前的军事训练，一天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到管理科去领取修铁路的分红款，我领到四万五千元（折合现在人民币四元五角）我高兴极了，经战友们在一块商议后，除了买牙膏、牙刷、瓷碗外，认为最急需的是买支钢笔，买便宜的不好用，买贵的价格又高，为了买支钢笔，我到钢笔专卖店前后三次去打听咨询。最后下决心买了最贵的，旧上海生产的大号黑杆金星牌钢笔，价值三万伍仟元（折合现在人民币三元五角），笔虽然有点粗，三寸来长，但质量好，灌一次水可以写好长时间，有了钢笔，写字十分方便，购买了个心里想，我的心情也格外舒畅。

入朝后，我从警卫班调到师部后勤处供给科当统计员，在这期间，这支钢笔可帮我的大忙：填写统计报表、收集好人好事、帮忙给战士们写家信等等，我把这支钢笔向战士爱护自己的枪支一样爱护它，经常放在挂包里最低层，不轻易借给他人用。有一天我的战友康绍奇同志因急需借去用，不小心把钢笔掉在草地上，被朝鲜约生同木（朝鲜语：小女孩的意思）把钢笔帽踩裂了，康绍奇同志很尴尬，红着脸一个劲地给我说：“对不起，以后有了钱给你买一只新的。”我心疼又心烦地嚷道：“算了，算了，不知你牛年马月才能有钱买钢笔”。现在想起来当时我竟然那样小气。

一九五二年三月左右，我在屋外捡了一个子弹壳，锉了锉套在笔帽上还非常合适，从那以后不用时就把它小心翼翼地揣在内衣口袋里。一天我们供给科几个同志，随同炮兵指挥部的同志，一块去前沿阵地，天黑了才出发，当时刚下过雪，山上、屋顶上都还盖上一层厚厚的雪，由于夜间行军，每个人又背着背包，走了大约五十来里路，已经后半夜了，人很疲劳，路又滑，腿一软，连背包和人翻了一个筋斗，爬起来后，没加考虑，扛起背包就往前跑，到了对面山下，一摸口袋，呀！钢笔丢了，我不加思索的放下背包，只给前面的毕干同志说了声，借着暗淡的月光就往回跑去，边跑边找，一直跑到摔跤的地方，用手慢慢摸着找，十多分钟过去了，还没找着，嘴上不停地念着“我的钢笔呀！你在哪里呀！”，这时前面不远处猛然闪出一点光亮来，原来是冒了个小水泡，我赶紧把手伸到刺骨的水里去摸，真的摸到了钢笔，我高兴极了！把笔抓在手里就一个劲地往回跑去，一会儿见到在等我的毕干同志，于是我们俩上气不接下气的向前奔跑去追赶部队，好一阵子才赶上，衣裤都汗湿了，这时协理员正因不见我俩而正在着急询问，见到我们又高兴又责备我们说：“乱弹琴，再三叮咛你们要把东西带好，找到了就好。”回国后，工作多次变动，战友们一次又一次的分别，我都没有舍得把这支钢笔送人。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妻子陈前玉，当时相见，实在没有什么东西作为见面礼，就把这支钢笔送给她作为我们相见的信物，同时，我说明这支金星牌钢笔的来历，她愉快的接收了，并表示会倍加珍惜的。从此我在武汉部队，她在石泉，我们相隔甚远，她用这支钢笔不但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同时用这支钢笔给我写了三年的书信，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这支钢笔为我们能在一九五八年结婚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所以婚后，我们把这支钢笔作为最有意义的纪念品珍藏。

一九六五年，我在湖北应山县工作，荣幸被抽调出来，参加王任重同志在孝感县搞的社教试点工作，临行前，我爱人将这只陪她写了八年教案的金星钢笔，特意用毛线织了个钢笔套，套在钢笔上，慎重地交给我，一再叮嘱我说：“小心！不要弄丢了！”哪知，在入村前的培训会时，因睡的是通铺，第一天晚上我就把这支心爱的笔给丢了，我后悔莫及，我爱人知道后，虽然没有十分责备我，但我知道她内心给我一样难受。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任然念念不忘那支金星牌钢笔给我们带来的幸福与快乐，每当我提起笔写字，就想起我那只大号金星牌钢笔。

作者简述：本文作者周焕坤，男，汉族，1929年12月出生，陕西石泉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1984年4月入党，1990年3月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