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腊月十七日，八十八岁的老母亲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历程，在医院的病榻安详的永远地闭上了她的双眼。

回想起母亲所走过的一生，我很想为她写点什么，可当时因种种原因，一时无法静下心来。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间母亲节即将临近，封尘在记忆深处的有关母亲一生往事的点点滴滴，又不停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伴随着艰辛、曲折、坎坷的一生，也是为儿女操劳的一生，也正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她不凡的坚韧刚强性格和勤俭持家的美德。 

母亲于1924年出生在恒口河南的郑家大院。在当地，郑家算是个大的家族，听母亲说，母亲很小的时候家境还不错，我的外爷在四川做生意，外婆就带着母亲和舅舅兄妹俩在家过着殷实的日子。可好景不长，在母亲八岁多的时候，外爷不幸病逝在他乡，家里的撑天柱轰然倒塌，顿时成了孤儿寡母，有个本家，趁机装成土匪摸样，脸上用锅煤烟子抹黑，半夜撬开窗户挟持舅舅索要钱财，外婆以死相护，才保全了舅舅的性命。从此，才十几岁的舅舅就终止了学业，承担起家里耕田劳动的重担。后来，经人介绍，母亲与当时正在安康中学上学的父亲订了婚，在父亲家的资助下才完成了在安康简师班的学业。那时，交通极不便利，母亲上安康简师班从恒口到安康全得步行，年轻时的母亲，窈窕的身材，挺拔的个头，白净的肤色，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母亲当时的俊俏模样，五里飞机场是途中的必经之路，当时我国又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机场驻扎的有许多美国的士兵，母亲和家人也听说过一些美国士兵欺辱妇女的言传，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母亲每次都是打扮成男子的装束，就这样平安的度过那个特殊时期。母亲在上学期间，还接触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对她宣传延安投奔延安的思想，并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几次秘密宣传活动，后来因为手头拮据，怕自己没钱交不出党费，才自动终止了活动。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十年以后的1984年，我的丈夫在一次市委外派的外调中，竟然看到在石泉的地下党名单中赫然出现的我母亲的名字。

安康简师毕业后，母亲就开始了从教职业，不久便和父亲结了婚，一年以后就有了第一个孩子（这是我们都未曾见过面的大哥）。母亲却因此失了业。这时的父亲还在继续上大学，母亲只得回到婆家生活。听母亲对我们说，爷爷他们是从广东搬迁过来的，有很多的习俗她都不懂，父亲三弟兄只有父亲一人在外读书，婆婆又是父亲的后妈，母亲一人带着一个孩子在一起生活不久，妯娌之间就不断发生摩擦，无奈母亲便只身一人带着孩子移居到汉阴的凤凰山下，靠婆家在这里购买的一点微薄的土地过日子，最不幸的事发生了，孩子得了病，因为这里太偏僻，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不久就夭折了。其实这段生活岂止是只给母亲带来她的失子之痛，更大的痛苦是由此带来的历来政治运动中说不清道不明的冤屈和漫长岁月的折磨和摧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父亲作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审核后被送往陕西人民大学学习，成为汉阴中学的一名教员，母亲也经历了土地改革的政治运动，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审核之后被政府录用重新开始了从教生涯，不久，又听从组织安排，父母双双背井离乡，来到山区的一个小县城——旬阳，支援那里的教育事业。在这里工作期间，母亲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无论交给她多重的工作，无论把她放在那里，她都要尽最大努力出色地完成，也曾被评选过先进工作者。那时的政治运动很多，由于有了汉阴凤凰山脚下生活的那段特殊的历史，母亲时时都得小心做人做事，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触动那个地雷，连外婆去世这样大的事情，也因路途遥远，工作的牵绊无法回去看一眼。

听母亲说有我的时候她遇到了最开心的两件事，一是她有了选举证，二是调了一级工资。说到选举证，现在的人一定很难想象的到当年母亲没有选举证的感受，那意味着一个人被剥夺了起码的政治权利呀，在那个讲究政治的特殊年代里，失去了政治权利那意味着什么呀？可是不久不幸的事又发生了，在反右运动的时候，父亲因为曾向组织提了一条建议， 政治课可以让其他老师兼任，反对政治的大帽子就被戴上了，还差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公职，从此就从县城贬谪到偏远的大山深处，母亲不久也被调离了县城，在城郊一所小学任教。这时的母亲，既要完成繁忙的工作，还要负责着着我们姐妹三个的学习生活，为了节省经济开支，还要抽空做些针线活，那时我们穿的鞋也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由于母亲的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父亲和母亲两人虽然工资微薄，可我们全家人倒也穿戴得整整齐齐，银行里还小有存款。父亲只有在周末回来一次，和家人团聚半日。1963年，母亲在临近四十时有了我的弟弟，这对父母来说更是人生的一大喜事，为了以示珍贵，在起的名字里用了个‘金’字，并在满月的那天去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全家福。可是到了文革初期，在那帽子满天飞的岁月，母亲怕弟弟名字里的那个‘金’字又犯了大忌，又赶紧换成了一个“学”字。

就这样，母亲也没有躲过文革这场劫难。据母亲说她文革遭受到的政治迫害缘起于1966年的暑期教师会初期，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开始的标志）第一阶段是集中的政治学习，检举揭发罪行，母亲原本一直是属于革命派那一边的，眼看检举揭发的第一阶段就要翻过这一页了，可是她不该检举揭发了一个不该揭发的人，这个人是母亲的一个同事，他是当时文教局主管领导的一个亲戚，母亲曾经从一位同事那里听说他夜晚潜入同事的宿舍行窃时当场被抓住，他只得跪地求饶（现在想一想这件事，这么丢人的事母亲当众揭发，他怎能咽下这口气呀？他不想着法子把你整死才怪呢）。出乎所有人预料，第二天一清早，诬陷丑化母亲的大字报就张贴了出来，随着一声紧急的哨声，母亲一下字成了一个骑着大红枣马去收租的漏化地主分子，其理由就是母亲解放前在汉阴凤凰山下生活时那里有土地。昨天还是革命派的母亲，今天成了批斗的对象。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噩梦生活。暑期教师会的轮番批斗之后，就和众多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一起被下放到一个叫北柳的地方修水库劳动改造近一年，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好多人都变异的失去人性，成了专门摧残人的高手，母亲回到学校后，自然得到的又是无情的折磨，母亲被强行一人搭着桌凳去擦洗窗户，一不小心摔了下来下，摔断了一根肋骨，连请的带我弟弟的保姆也被他们鼓动起来批斗我的母亲，说不该要她倒尿盆，更不用说那些无知年幼的学生了。没等伤好利索，母亲就又被迫下到离学校不远的农村劳动改造，好在当地的农民善良淳朴，觉得母亲是一位很不错的老师，还算尊重我的母亲，时时在照顾着母亲，只要监督的人不在，就要我的母亲休息一会儿。

1969年，文革发展到了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尽管母亲不停地向组织递交自己的申诉材料，母亲还是被彻底清除教师队伍，遣返到汉阴的凤凰山下——母亲失子之痛的地方劳动改造，为了逼迫母亲尽快离开她工作的地方，他们使用了最残忍的手段，切断了我们全家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不仅停发了工资，还查封了银行的存款，并停止全家人的粮食供应。在失去任何生路的情况下，母亲只得和父亲携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在1969年大年三十这一天，顶着呼呼的北风，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在一位学生家长的陪送下，凄惨的离开了那个抛洒了她的近二十年的青春年华、让她既爱又恨的地方，乘坐木船、逆流而上到了安康，大年初一又乘坐汽车辗转到了汉阴，在凤凰山脚下这个穷乡僻壤的乡村，带着我们四姐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受人监督管制、失去人的尊严生活。那时大姐也属下乡知青，本应随知青组下乡的，只因为精神受到母亲的厄运的刺激，有病在身，母亲不放心她，才一同到了这个地方，弟弟还小，到了上学的年龄，就随父亲一起生活。说这里是穷乡僻壤，是因为我亲眼目睹这里当地的农民住的大都是土坯墙毛草房，每年的二、三月大部分村民都在闹饥荒，靠在外村借贷粮食度饥荒，我还亲眼看到一户人家煮米糠来充饥。

那时，父亲不在身边，在家里，母亲就是我们的天，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劳动是用锄头砸炕胚田的土胚，我们全家都齐上阵，对于从没这样劳动的我们，一整天的劳动下来，腰酸腿疼，双手都打起了水泡，第二天清早我们三姐妹都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而母亲默默的起床，把早饭做好，再来一个一个的叫我们吃饭，吃过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劳动。那时，二姐小学毕业正赶上母亲遭受政治迫害，正当上学时在旬阳竟被剥夺了继续上中学的权利，而我刚刚上完小学六年级。快到开学的时候，父亲来信告诉母亲，在这里无论如何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让孩子继续上学。那时上学必须要经大队同意开介绍信才能去报名的。于是母亲肩负着父亲的叮嘱，多次找队干部说情，最后以我家劳动力太少为由，只同意让一个孩子上学，可能是因为我比我二姐小，而我的学习又特别好这两个原因吧，最后我成了那个时代，那个家庭中的幸运儿，让父母感到欣慰的是，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我竟然以优异的成绩出色的完成了中学的学业。

初到农村，当地政府还不知情，以为我们属于居民下放，待我母亲挺热情，母亲能吃苦，常出勤的劳动态度还受到公社领导的大加赞赏。可这样的状况没能持续多久。可能是母亲的不断申诉惹恼旬阳某人，旬阳派来了专人以走访调查为由，向地方政府作了通报，又和生产队干部做了很不利于母亲的蛊惑性的谈话，甚至连旬阳的那点小小的存款也说了出来；最后又找母亲谈话，以子女的前途来威胁我的母亲，要我母亲不要在申诉。自那以后，从当地政府、到生产队干部乃至普通的群众，对母亲的态度全变了，不仅态度冷漠，还要求母亲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出勤28天，达不到就要受到惩罚；那里开会集体办伙食还要求我母亲以及和母亲一样受管制的人必须无偿的送柴火；每年二三月永远享受不到政府平销粮的救济，就是返销粮，也是多的有些富裕户人不要了，才施舍一点。（因为平销粮无需返还，返销粮是要返还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母亲在旬阳竟然还有存款，那可不能让她的日子太好过了！好在那时父亲每月还有微薄的工资，父亲除了他最起码的生活费剩余的全部寄给母亲，我们才不至于饿肚子。记得那时我们这里正在抢修阳安铁路线，需要大量编织的草袋子，为了增加生产队的集体收入，生产队也购置了几部制袋机，由于是在室内劳动，又是按件记工，很多妇女都想干编织草袋的活，可只有母亲的草袋编织的最好，每次都能卖个好价钱，可令人气愤的是母亲编织一个草袋记工却比其他人的少。面对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母亲只能是默默承受，由于长期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母亲患上了一种妇女最痛苦的疾病——子宫脱坠，农忙时稍一劳累就会脱出体内好多，为了完成给她限定的月出勤28天的规定，母亲只得拿着一个小板凳割麦子，坐着割一会，再把小板凳向前移一点，就这样坚持着完成规定的劳动日。

然而，新的打击又来了，在修阳安线劳动的大姐，因为母亲的原因受人歧视，精神长期压抑而一病不起，被人用滑竿抬着送了回来，躺在家里的床上，也是紧闭双眼，一躺就是整整七天不吃不喝，气息奄奄，母亲含着眼泪四处求医，走投无路的母亲还让二姐偷偷去用迷信的方式求神药来保住大姐的性命，都无济于事，最终还是母亲得到一位好心人——西安支援三线建设的医生的信息，大姐可以以三线战士的名义送往西安精神病医院免费治疗。经过一番努力，才如愿以偿。可这种病是需要生活在一个愉悦的环境里，才能一劳永逸不再复发。所以没过到几年，大姐看到她的一些同学都先后分配了工作，觉得自己处在这个家庭无望永远无望吧，病又一次复发，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半夜悄悄出门投向十多米深的堰塘想自尽，幸亏母亲发现以后大声呼救，大姐才被邻舍从堰塘里打捞解救了出来。至今回想起那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夜晚，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呼喊，我都会止不住的流泪。打那天起，母亲每晚都得时刻警觉，不敢大胆入睡。万般无奈，母亲只得让不满十八岁的我，独自护送大姐又一次去了西安治病，这一次幸亏有母亲当年精打细算攒下的那点存款，加之我在西安遇到一位好心人的建议，向汉阴知青办递交了申请，报销了一些药费，才免于借钱治病。

我至今很难想象，母亲带着严重的子宫脱坠病，还得在地里高负荷的劳动，肉体上要承受怎样的痛苦，我也很难想象母亲在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有没有过轻生的念头，是什么信念让她顽强的活了下来？是父亲对母亲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是儿女对她的牵绊，她无法割舍？但是我知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为了自己，为了孩子的前途，她一直没有停止过向组织的申诉。然而，在那个人性扭曲了的年代里，个人又怎能抗争得了社会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母亲以及和母亲有相同命运的人带来希望的曙光，拨乱反正，为蒙受冤屈的人平反昭雪的政策，才使母亲的政治生命获得重生。1978年底，母亲收到了旬阳政府发来的平反昭雪恢复公职的信件，我也于同年考入师范学校，1979年新春，举家又搬迁到旬阳。在多次努力下旬阳最终补发了母亲被遣送农村十年停发的工资。

这一年，也是母亲到了退休年龄的一年。退休以后，母亲定居在县城，那时弟弟也在上学，母亲一门心事就放在为大姐二姐跑工作上，不知跑了多少路，求了多少情，说了多少好话，流过多少眼泪，大姐二姐终于都相继安排了工作。可不幸的是大姐毕竟精神上的承受能力很脆弱，稍微有一点工作压力，就旧病复发，不到四年，三次到手的工作都中途丢掉了。这也成了母亲永远的心病。1983年，弟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另白河县城工作；1984年，二姐不幸又遭车祸去世了。这时的我工作已调回了安康，为了随父亲的心愿，也为了让母亲换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父亲和母亲迁居到安康，本应是享受安度晚年的乐趣的，可她心里一直有她的两个牵挂：一是念叨在白河的弟弟工作地太远；很希望能调回安康陪在她身边。不久丈夫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在丈夫和弟弟的共同努力下，弟弟的工作也调回了安康，父亲母亲很是开心，可又开始操心弟弟的婚姻大事，直到成了家，有了孩子。二是操心柔弱的没有工作、经济不能独立的大姐，由于大姐身体太脆弱，母亲担心她无法带好小孩。就把大姐的小孩放在自己身边，父亲和母亲又承担起教育辅导和监管生活起居重任，直到上完初中。而她自己却过着省吃俭用的日子，连家里常用的电器都不舍得买，穿的衣服从头到脚也大都是她过生日和过节的时候我给买的，棉衣也是她自己一针一线做好的，直到去年，她才第一次告诉弟弟，说她冬季怕冷，自己也做不了了，要弟弟找一个缝纫店，用最好的棉花做一套棉衣棉裤，后来听弟弟说他没找到可以给老人做棉衣的地方。眼看就要进入冬季了，我赶紧四处打听，很快就找到这样的缝纫店，这时的母亲行走已是很艰难，于是我让裁缝拿着布料样本，用车把裁缝接到母亲的家里，为母亲做了一套她特满意的棉衣棉裤，母亲就是穿着这套棉衣棉裤安详的离开人世的。其实我给母亲买有羽绒衣和羽绒裤，可母亲觉得没有用棉花做的棉衣棉裤暖和，我只是不想母亲因为这个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而留下遗憾。我也很理解母亲在她晚年的时候常常不愿丢弃那些在我们看来毫无价值的东西，在他犯糊涂的时候竟然把这些视若宝贝，去收藏这些东西，甚至怀疑保姆会拿走她那些并不值钱的东西而与保姆发生争执。因为她一生都是在节俭日子中度过的。

也许天下所有的母亲，在自己有能力帮助她的孩子的时候，对自己的儿女都有自己偏爱的理由吧，大姐的柔弱，弟弟的唯一，这应是母亲偏爱的理由。为此我也伤感过，可每每想到母亲一生的坎坷经历，想到在那个艰难时期没有忘记支持我完成学业，我人生的路才能坚实的走到今天，我的确得感谢父母的远见。所以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周至少去母亲那看望一次，已成了我和丈夫的自觉行动。到了母亲去世的前几年，每次买点东西拿去，母亲总要说又要你花钱了，走的时候就叮咛，有时间就过来看陪陪我。有一次因为周末有事没有去，听保姆说母亲那几天不停地在念叨我，说咋还不来呀？再不来我就不认她了。我听出了这是母亲对我的依恋，心里真的好欣慰。

母亲临终是因为腹部疼痛不止住的院，那时候我正住院刚刚做完手术，拆线以后的第二天就去医院陪护了一天，远在江苏徐州工作安家的、母亲一手带大的大姐的女儿，也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正在往回赶的路途，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临晨三点多，我们接到守护在医院的弟弟的电话，告知母亲快不行了，我们全家人连夜打车赶往医院，母亲已经闭上了双眼。在保姆和家人的协助下，我为母亲擦洗了身子，换上了老衣之后，殡仪馆的车就来到医院。在殡仪馆设置灵堂吊唁期间，让母亲九泉之下欣慰的是，她的所有亲人，无论远近，都赶回来为母亲守灵三天，她的骨灰也在第三天安放在他生前选定的墓穴，和父亲的骨灰安放在一起。

母亲的一生的确是充满艰辛、曲折、坎坷的一生，也是为儿女操劳的一生 。愿我们，也愿我们的后代永远不再经历母亲这样的经历，愿母亲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父亲牵手过上无忧无虑的天堂日子，愿母亲和父亲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