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安康只有284.4公里的过境汉(中)白(河)公路，经过我区五个县。同时，有不少的路还没达到三级路的设计标准，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溃逃时炸毁了一些重要桥梁，使这条公路解放后很长时间不能正常通车。安康的交通运输主要靠汉江。解放后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尽管都积极要求修路，但因国家还不富裕，财力不允许，加上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所以不能如愿。1956年，国家投资修建了西(安)万(源)公路，1958年建成通车，全长495公里，经过我区212.12公里，解决了宁陕县的通公路问题。1956年国家以民办国助发展道路的方针，动工修建安(康)至岚(皋)公路，于1958年建成了一条简易的公路，但缺桥少涵，未铺路面，只能晴天通车，一遇雨天阻断很长时间不能通车，岚皋政府经常电报告急“人民群众断粮缺盐”。1958年以同样方针修建平(利)镇(坪)公路，困种种原因，修修停停,拖到1965年才建成通车。紫阳、旬阳是全省有名的“两阳”，直到襄(樊)渝铁路上马，1970年才附带解决了这两个县的通公路问题。据说这也是全省最后通公路的两个县。
至于县乡新修路，是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各县和一些区、社人民自发起来修了些路，除汉阴县城至铁佛27公里经三全公社于五八年动工、五九年建成和安康县恒口至大河区36.5公里六三年动工、六四年建成通车(通两个公社)了两条简易公路。当时地、县只是象征性地给了点资金补助，以后因无车可开又停了。其他各县断断续续修了些架子车路，多数利用不上。
    县社公路正式按国家计划修建是从1975年才开始的。当时，全区695区，446个社(镇)，其中除两条国道、五条省道(包括五条支铁线)和两条县道可连接41个区和60个社(其中镇10个)可以行通公路外，尚有28个区、386个公社不通公路。
    七四年春，省委书记霍仕廉到安康来视察工作，住在军分区招待所。有一天下午，行署办公室电话通知我晚上八时到军分区给霍书记汇报交通工作，我按时去了，看到计委主任李克刚同志在场，我也不认识书记，听汇报的人先让谈谈修建公路每公路的费用，我大胆开口说“最少也需2万元。”他问我有哪些开支项目？我回答说“用于购买路仪器、炸药、雷管和给有关测设技术人员的生活补贴等等”。他打断我的话，批评我说：“我看你就未到农村去调查过，你下去问问农民，只要给他们炸药、雷管、钢钎和百磅锤，他们就能修路”等，我说我七三年五月才从阳安线回来，的确还未深入调查；而我刚才讲的还没有计算钢钎和百磅锤的费用，生产队的工具，群众背去用就行了。这时他不谈论铁路的事了，让我汇报全区公路运输量情况，我说“对全区来讲不清楚，我可以给举两个例子：听说解放后镇坪县不通公路，为运送广播站建设器材和一台发电机组，当时农村全靠人抬、肩背123公里(公路建成后测的里程)，用了近两个月时间才运到县城。还有一个，紫阳县洄水区在该区牛颈项建了一座两台250千瓦的水电站，当时不通公路，第一台机组从石泉汉江水运到洞河口，小河水区是枯水季节，急需安装试机，只有堵河截水用小船运，运不上30米远又得重新堵河，就这样30多公里路农民用了近半年时间才运到现场；通公路后第二台机组用汽车五天就运到了工地。这时他也给举了一个例子：某县的一个公社公路修通后去了两台汽车就没啥可运了。我说修路还有个农业机械化问题，这时他宣告今天就汇报到这里。我和克刚同志在回的路上，他说这是书记的秘书。不管是谁只要知道情况就行。1975年省上在下达计划中将修建县社道路列入了计划，标准是一公里路5吨农用硝安，两吨水泥，半吨钢材(钢钎、百磅锤两种)。后来我们就把这叫做“五二半”政策。当时我们计算了一下，农用硝安一吨32元(工用一吨380元)，水泥一吨150多元，钢材半吨400多元，三样加起来合计资金才2300多元。省交通局(现在叫厅)为了加快实现社社通公路的步伐，在当年全省交通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集中资金支援的办法，提出不论县大小、人口多少，哪个县先实现就先支援。这一精神在我区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后，大大调动了各县和广大人民群众修路的积极性。七五年镇坪首先实现了社社通公路，省交通局在该县召开了全省未通公路的县交通局长现场会议，刘国声局长和地委副书记刘涛同志亲临现场会并作了重要讲话，省交通局奖给镇坪县三部三轿车。这次现场会对我区社社通公路推动很大，第二年平利县也实现了社社通公路，省局又在该县召开了同样的现场会，刘国声局长和地委书记刘平西到会讲了话，并奖给该县50万元现金。以后相继石泉、汉阴等县也实现了社社通公路。截止八五年底，除了13个公社因线长、劳力少、修路难度大等原因未修通公路，其余公社都修通公路。十年间全区共修公路3277.6公里(注：我是八六年三月离休的，困此数字只统计到八五年)；十年修建大、中、小桥梁293座9780.3延米，其中，大桥8座674延米(旬阳小河、旬河桥净孔80米)；中桥29座1313.22延米；小桥256座7793.1延米。这是我区公路建设在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多数公路没有达到四级路的标准。随着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加上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八九年开始，省上对各县的一些重点线路每公里补助了5000元的改造费用；在桥梁建设上，小桥一延米补助1000元；大中桥补助1500元。经过道路的改善和路桥配套，有1200多公里重点路基本上达到了可以晴雨天通车的目标。
在建设过程中，各县采取定领导、定任务、定时间、定材料(主要是炸药、雷管)、定质量的方法；对线路长、劳力少的公社，由各区组织协调，用换工支援的办法解决。群众对节省炸药还编了些顺口溜，例如“能挖就挖，能撬就撬，实在不行，才放一炮”等。对修路民工的生活补贴，各县根据本县的财力，标准不一。对路程远，住在工地的民工，每天给2至3角钱用于购油、盐、菜的补贴，口粮自带。在这十年的修路中，从未听到哪个县有群众反对和抵制修路的事件。从这点也可以看出群众对修路的积极性与迫切性。
这十年间为啥县社道路修建这么快，我体会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上级在资金上的支持，这是修建道路的经济基础。
    二是广大群众要求通路的迫切性，这是发展道路的主要思想基础。当时只要你到工地上看到群众的修路热闹场面，你就会感到真正的群众大会战，那真是“男女老少齐动员，人畜(用牛拉拖板出道碴)上阵齐参战的动人景象。据不少干部反映，全家人上路，夫妻争着修路、住在工地昼夜修路的事例到处可见。修路无车辆出碴，不少山区社连个架子车都没有，出路碴全靠人挑、肩背、用筐抬、牛拉、铁锹撂、手抱簸箕倒碴等，总之，将农村凡能出碴的工具都用到了工地。路修通后到处可以听到群众那满意的议论声，如不少地方群众说：“我们最满意的两件事，一是修路，路一修通，可以立即减轻我们的负担，不说用汽车运，就是用架子车拉一车，也顶几个人挑和背；二是广播，只要晚上听到广播喇叭的天气预报，就好安排第二天的活及要干的事。”安康县(现在的区)大河到叶坪43.5公里路，76年9月动工，上劳三万人，不到12月就建成通车。群众高兴地说：“盼修路几十年(解放后就盼)，修起来几十天”。平利县洛河区的群众路修通后，高兴地说：“没有路时我们白天爬上爬下(上山劳动)，黑夜摸上摸下(到队上开会)，路修通后跑上跑下”。
    三是各级党政领导重视。这是完成修路任务的重要保证。七五年地区计划会议后，地、县、区、社各级都立即建立了修路指挥部，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各级党政有一名副职担任正、副指挥，层层落实责任。当时，硝安供应不上，地区计委主任为春苔和工交办主任王之光二位同志亲自出外联系，汉阴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德寿同志吃住在凤凰山上，直到把汉阴县城到漩涡区的51公里路建成通车后才回到机关。地委书记刘平西，凡在地区召开全区的交通会议时，只要他在机关都要到会讲话，他的讲话稿有两篇被交通部“地方道路汇编”录用。安康县委书记徐山林白天由于工作忙，抽晚上时间到50多公里的大河区，给大河、叶坪两区干部动员修建大叶公路工作。
    四是地县交通局的行政干部全力以赴。地委领导在听取了交通局汇报我区交通工作的主要矛盾是路少、路差，司机宁愿跑西安而不跑各县的情况后，指出应集中力量抓道路，修好、管好路，并规定在修路期间不抽交通局干部去搞中心工作，这也是发挥职能部门完成重点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地县交通的干部都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地委、行署交给的任务。
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所从事时间最长的就是公路建设，看到我区广大人民需要道路、盼修道路、积极参加修路的情景，使我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交通是先行官”的道路里。同时，历史上各个朝代在战争中也提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都说明了交通工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