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程中的往事

当年踏上革命路，高举旗帜跟党走。

乐为人民孺子牛，奉献年华勇奋斗。

千里冰霜脚下踩，无畏艰难与险阻。

满怀激情再回首，挥笔书写回忆录。

我自一九四九年七月考入陕南公学，参加革命至今已六十三年。受党培养教育的我在漫漫岁月中成为一个县级中层干部，历任副区长、区长、副局长、局长、主任、政协秘书长及党组成员等。在千里行军、西进陕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经历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现把部分有教育意义的重要片段回忆整理如下：

四上干校

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曾四次安排我赴安康地委党校、陕西省行政干部学校和农业部举办的针对农村干部的学习理论及专业知识培训。两次在省干校学习了中共党史、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等理论知识和农业、农村及文教卫生工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通过学习使我受益颇深，既帮助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又使我提高了对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全面深刻地理解，从而在工作上提高了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工作中也就有了主动性。

回顾初始工作，我虽满腔热情一心扑在工作事业上，但因理论水平低，遇到棘手问题就难以应对甚至怨群众觉悟低，有时还犯强迫命令的错误。一九五二年的查田定产工作是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的时候。统一的是查清资源合理负担，均衡税负。矛盾的是群众倾向把产量定低，少纳农业税，这样国家就少了收入。因此在有的村，干部与群众产生对立情绪，以至于查田定产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下去。面对此情我深感矛盾重重，束手无策。这时一方面我认真学习查田定产的政策规定，一面请示上级领导，逐步熟悉了政策，也找到了工作方法。之后我一方面给群众讲清国家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支援国家建设，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的大道理。另一方面摸清底子、分别对待，对有特殊困难的农户对其负担的农业税给予减、免、缓，并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这样才把工作的局面打开，顺利完成了那次查田定产任务。

实践使我认识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和党在新时期的理论是干部的必修之课。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既可使我们在大事面前不糊涂，工作上又拓宽思路遇到矛盾也就应对自如。

理论基础的提高还促使我转变了工作作风，注重调查研究，广听建言，扬长辟短，有力地推动了工作的顺利开展。正如领导们总结的方法对、工作顺、效果好。

抓捕道首

    一九五四年，反动非法组织“一贯道”道会的残余骨干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他们进村入户，利用封建迷信发展道徒。他们造谣、传谣、攻击党的政策。严重地危害到合作社运动、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共宁陕县委决定对反动非法组织“一贯道”进行严厉打击，命令在有一天晚上的七点钟全县统一行动抓捕反动道会的骨干分子。但为万无一失区委研究由负责同志领队组成四个抓捕小组（全区四个乡）分头出击。安排我带队去桃园乡抓捕一个“一贯道”点传师，此人是个木匠，住在距区公所四十余里深山里，这在靠步行的年代在秦岭山中进行任务的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急速奔去，到达他家附近已是下午临近快天黑时分，我们先进行了必要的侦察，看到他正手持斧头在园场里干木工活，我们悄悄地埋伏在他家周围直等到天黑，待他收拾工具准备吃晚饭时，乘他不备将其抓捕，晚上打着火把将其押回区公所，算是顺利完成的此项任务。次日由武警押送到县公安局。

秦岭平暴

    一九五七年春末的一天早上六点不到，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通信员告知叫我到县委开紧急会议，我立即赶去听了县委书记的讲话和公安局长对情况的通报，方知与宁陕相邻的周至县的钭峪河发生暴乱，副省长兼公安厅长李启民同志坐镇周至县指挥，暴匪已被打散，正四处流窜，省委要宁陕县委抽调科级以上党员干部组成精干工作队到与暴乱相连的区乡发动群众，清剿散匪，消除谣言，安定民心，搞好春耕生产。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到公安局领了枪支，即刻出发，二百五十华里路程，要求我们两天就要赶到预定地区。我们日夜兼程，行至江口时，看到干部正在擦拭枪支作战斗准备，由于谣言四起，街上行人稀少，供销社食盐已卖空。鉴于情况紧急，不容刻缓，稍停即又出发，赶至高桥乡时，夜幕降临，于是就在一户农民的院落里住下。次日即兵分两路：一路到村开会发动群众，一路进山侦察。我同一公安干部上到秦岭山里侦察搜集情况，从山民中得悉一暴乱匪头目逃至小岭，即又奔赴七十华里赶到指挥所汇报。指挥所即刻组织力量对其进行围捕，天明时分在小岭将这一暴匪头目成功抓获。经半月的专项清剿，该地区的社会秩序才逐步恢复平静，民心暂趋稳定，春耕生产才开始有序进行，至此基本胜利完成任务。

“花”的变迁

    实事求是是党的基本路线。但在“文革”中则任意歪曲事实，随意定论是非，于是鲜花可以变为毒草，毒草也可以变为鲜花。一九六三年安康地区要举办戏剧会演，各县要自创剧目参加演出。遵照县委指示，我与剧团有关同志共同搞调研创作。依据当时政治形势和中心工作，我们拟就以兴修水利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和群众内部思想斗争为主题，最后达到揭穿制止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统一了群众思想，达到掀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之目的为活动背景的剧本内容。整个创作受到县委的高度重视、具体指导并给与方方面面的支持。作为首次参与剧本创作的我深受鼓舞，虽感难度甚多，也满怀信心的投入创作，经过反复研讨和多次修改终于完稿。经县委审定，先行彩排。之后领导让对外先进行试演，广听群众意见，再作修改。首场演出时，观众看到发生在身边的事搬上了舞台，欢欣称赞，一连数场，场场满座。参加安康地区汇演后被评为是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感染力的社会主义好戏。后来在文革那场动乱中，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文化部被造反派称为是帝王将相部，因我出生是地主家庭，我参与创作编写的剧本被上挂下联地称为是为地富反坏右发泄不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受到了批斗和迫害。好在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拨乱反正，中共石泉县委为那个剧本平反正名，给我也平了反。

突破亿斤

“文革”后我调到石泉县农林水牧局任局长，任职期间粮食年总产过亿斤，是石泉粮食生产历史上的新突破。有同志说：你这个外行还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了。我说根本在于党的政策好和县委的正确领导。前任局长出生农民又长期从事农业工作，可谓内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唯生产力论，干部靠边站，农业科技人员被批为是臭老九，农业技术得不到应用，因而导致粮食产量非但不上，反而下降。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农业生产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在县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

一是解放思想，广推联产承包，一改吃大锅饭。农民有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在承包地上精耕细作、抗灾保苗、管理到位，为增产打下了基础；

二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农技干部关心的家属户口“农转非”、职级待遇以及住房等问题，又提拔一批丰富力强的内行到局、站领导岗位，从而有力的调动了积极性，他们主动到田间、地头指导科学种田，为增产提供了技术保证；

三是广推良种、合理密植、“两段育秧”、土新结合、科学施肥等农业科技知识，促成苗壮、早熟、高产；

四是兴修水利、增强抗灾能力。为确保增产丰收，全县因地制宜兴修梯田、梯地、打井扩塘和增加水利设施引汉江水灌田，从而有效的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抗旱、涝灾害的能力。

通过采取这些有力的措施，才使得石泉县在当时的粮食年生产总量过亿斤。

旅途遇险

人生旅途遇险是难以预料的。征程中我也经历了数次险情，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山中枪声。一九五一年初，我们区干部十几人赴县开会，行至一个叫许家城的山梁上忽然想起嘟嘟嘟的枪声，于是立即散开，四面观察未见异常，又查自身所带枪支，原是走在前面一同志的“水连珠”步枪走火，所幸枪扛在肩上，子弹射向空中才未伤及我们走在后面的人，当时让人受惊不小。

突遇洪水。一九五六年秋的一天从汉中乘卡车去西安，当车正过一河道时突来大水冲进司机台，车不得动弹，水势越来越凶猛，我们立即在后面车厢系着绳子，紧抓绳子淌着齐腰深的冲水好不容易返到岸上，最后只得绕铁路桥步行至石铺住下。

泥石冲来。一九五七年的一天我们一行二人从石泉冒雨步行一百余里回宁陕，黑夜里行至一山间时，倾盆大雨下个不停，突然一股泥石流涌来，幸亏峰头被一土坎挡开，我二人才幸免被冲击。

险遭车祸。一九六四年初春一日由西安乘车回县，车进秦岭，雪大、冰厚、路滑，行进中车的一前轮滑下路外坎，见此险情几位军人立即迅速下车用大衣垫进后轮又赶紧搬石头卡住后轮，车才停止下滑，才化险为夷。若一旦翻入山下，将是车毁人亡，后果不堪设想。之后待后面来车将客车拉上路面才又前行。

车前摔倒。一九七二年冬，我骑自行车由云川公社回县开会，上马岭坡时已近黄昏，突然前面一辆汽车飞驰而来、慌乱之时自行车又被石子碰到，当时的泥土路面狭窄，真是危在旦夕。好在司机来了个急刹车，离我不到一米之间的距离刹住了车，又一次有惊无险。

一个人的命运和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我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人，走过八十多年的岁月，遇到或经历了这些不平凡的事，零零散散地回忆讲述出来，或许能让后人们了解那个年代那些真实的往事，或许会受到些启迪和教育。历程中我只做了应做的工作，完成了应完成的任务。自身则经受了锻炼、考验和增长了才干。因此感慨万千归结为：

雨露滋润我成长，一切功绩归于党。

渴望后人永发扬，高举红旗奔前方。

作者：王德康、男、汉族、湖北竹山人，1931年8月出生，1949年7月从湖北西进到陕南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10月入党，1992年5月从石泉县政协离职休养，曾任石泉县政协秘书长。此文为王德康口述，石泉县老干局局长李品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