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是宁陕县基层医院的一名中医学徒，从1976年开始连续三年都在农村生产队包村驻队，搞基层行政工作。我们当时的工作队叫“路线教育工作队”。说是路线教育，其实工作队员主要是和农村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战天斗地学大寨。工作队员都有工分手册，做“一火烟”(约两小时)农活记“一火烟”工。我因年轻才二十一、二岁，能劳动吃苦干重活，且有时还能写一些广播稿，受到领导肯定，连续三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队员。先进有奖励，奖给我三个“转肩”和三把洋镐。1978年底路线教育结束，我被调回县上在县防疫站当了名会计。为了显摆，我把转肩和洋镐挂在不足20平方米的宿办室墙上引以为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国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工作重心顺利的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在单位上，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平凡而热情的工作着。

1982年底前的一个日子，站长来到我的宿办室，指着那一串转肩和洋镐说：“你的这些奖品马上要派上用场了！”当时我没有明白站长话中意思，还以为他是在揶揄我，没在意。不几天由于我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历史和后来的工作评价，被组织选配到本县汤坪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一年后升任为汤坪乡（期间已由公社改制为乡）党委书记。

到汤坪从事农村行政工作，那些转肩和洋镐并没有派上用场全都送给需要的村民了。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责任重了，特别是科学种田、地膜洋芋和杂交稻的推广着实使我伤透了脑筋。农民主要认为地膜洋芋费时费力，杂交稻因种子贵采取的是无土育秧的办法，成本和花费更是接受不了。我和全乡其他干部一边苦口婆心的做工作，一边也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搞急了我给农民们许愿：“凡按任务种好地膜洋芋和杂交稻的户、人均奖一把洋镐、一个转肩。”农民们笑着说：“洋镐转肩值几个钱？石书记你要奖就按村计，完成任务的奖一辆手扶拖拉机！”我咬咬牙答应了。1983年地膜洋芋丰了收，杂交稻长势良好，农民估计杂交稻亩产可达1000斤。正当全乡人民沉浸在丰收在望的日子里，1983年7月31日安康突发特大洪灾，大水冲破东堤，贯穿东西，肆虐全城，街道商铺房屋毁有十之八九，人员死亡失踪不计其数。消息传来全乡人民为之动容。农民们纷纷捐粮捐钱捐物资。乱哄哄的，我请示了上级，说，当下最缺菜，全乡两天时间捐洋芋4万斤，粮票6000斤，大米10000斤。已经在装车了，一户农民拿着20斤糯米要捐，我说不要糯米，那人将米塞上车就走了。四车粮食、洋芋由我押着前往灾区。到安康，汉江大桥早已戒严，我们只能将物资卸在张岭水电三局后门口，我举目向对面望去，安康城除新城有些建筑还未垮塌，老城区只剩了几个大水坑和五六座楼房，城东回民的邦克楼已无踪影。我向安康当地的救灾干部问了问灾情，那人哭了起来说：“你看！安康城已不存在了！地区招待所那块受灾最重，因为那是决堤的溃口。”我们车开向回汤坪的道路。三十多年过去了，安康的变化太大了，如今江北也是闹市区。洪灾的影子和旧迹一点也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坚固的河堤、宽阔的街道、高大堂皇的高楼大厦和鳞次栉比的房屋建筑以及高速发展的安康城区商贾云集，灯红酒绿；安阑楼外人如潮，汉江龙舟健儿豪的繁华升平景象。

我的变化也很大、早已退休，大的那个外孙女已上了大专学校，小的外孙子虽然只有12岁，但都有1.80米个子。自己过得是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的幸福生活。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退休老干部增加正能量，那就是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增强老同志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坚定信仰，时刻告诫自己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不忘初伤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