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一直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父母离开家乡，随部队入关作战，开始了居无定所的戎马生涯，他们与家乡亲人的联系只有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家书了。随着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父母所在的部队抵达甘肃一带驻防，日子也相对稳定些，家乡的亲人们不再满足“见字如面”文字了，他们希望在信封里装上照片，想看看远在关里的游子是否康健。于是，我的父母开启了一年一照一寄的模式，并一直坚持到文革前夕。十几年下来，积累的照片越来越多，大号信封已装不下了。父亲回老家探亲时，专门在北京作了短暂停留，买回一个8开本蓝灰色的大相册。相册的封面是雄伟的天安门，封内全是用来贴照片的黑色铜版纸，父亲还用旧画报裁成长方形小纸条作了相角。从此，我家的照片得到了规范化管理，此事也成了父亲坚持了十几年的业余爱好和精神寄托。

后来，我们兄妹相继出生，相册里除了父母的戎装照片，也逐步装入了我们的童年照片。从百日照到每年的生日照，都留下了难得的纪念，细心的父亲还在相片后面背书留字，记录着我们的乳名和拍照的日期。时光冉冉，再后来的照片上身着军装的父母换上了便装，怀里依偎着是新出生的小妹，而我和兄长已成为大孩子立于两旁了。这一变化是源于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实施，大批解放军干部战士转业地方，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转战、搬迁了无数个临时住地的我们，终于在安康扎根落脚了。照片还是一年一照一寄，照相馆里的背景墙几乎不变，我们家的成员已增至6人。肩负着养家糊口重任的父母也不再年轻，父亲的下巴上露出了胡茬，母亲把保留了几十年的长辫剪成了齐耳短发。我们兄妹不仅个头见长，胸前还飘起了红领巾，左臂上佩戴者三道杠的臂章。照片里，全家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满满的幸福感。世事无常，令人无法预料的是，这是我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这种极其平凡的幸福生活会因时代的变化戛然而止。文革中，我们失去了父亲，母亲被迫下乡，我与兄长到东北老家插队落户，家里只留下年幼的弟妹。此后，我们家没有了全家福，坚持了十几年的一年一照没有了，在老家等待照片的老人们也渐渐故去了。生活在继续，却失去了往日的色彩，我家的大相册被母亲藏到了箱子最底层。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父亲被平反昭雪，母亲也被落实了离休干部政策，我们经历了上山下乡、参加工作还有了自己的小家，最小的弟弟也如愿穿上了军装。在送别小弟时，全家留下了一张人员不全的、也寄不出去的照片，记录了家庭成员的变化和我们的成长。我向母亲要来了放在箱底的大相册，补进了十年里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和种种无法弥补的缺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了快车道，我们兄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职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照片。有我们忙碌工作的身影，也有我们收获成绩的喜悦。日益增厚的大相册承载不了了，它带着我们满满的深情和难忘的纪念，再次被珍藏起来。

进入新世纪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日渐提高，照相的机会、频率大大提高，特别是数码相机问世，一点小事由都会拍个照，留个纪念，照片也越来越丰富多彩。相册的款式、装帧也越来越讲究。我家的相册也不再是全家人的大杂烩，而是因人、因事分成了若干个分册。儿子出生后直到他成为解放军战士是一个独立分册。我的工作照和带学生的纪念照都有分册，这些照片记录了我几十年的成长轨迹和生活经历。无论背景如何变幻，无论人物如何蜕变，它就是有图有真相的活生生的历史，而且是与共和国同步调、同命运、同进步的历史。再后来，手机有了照相功能，其普及面之大领先世界，手机里自备了存储相册，照片不用洗印保存完好，独特的修饰功能把整个世界都美颜了。黑白的、甚至有点儿发黄的老照片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老照片的内涵和魅力是不朽的，它一如既往地还是我们家的宝，是我们全家人的生活记录和情感寄托。

退休后，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拿起相机学摄影由梦想变为现实。从我家的老照片里，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人物纪念，还有亲情的记录和寄托，更多的则是历史的痕迹和社会的变迁。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缩影，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从照片上也能得到体现。我希望我拍的照片也能记录下祖国的强盛、社会的发展、生活的美好和人民的幸福，用影像留下时代的印记。

     （作者：潘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