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张绍贤是个残废军人，离开我们已二十多年了，他身残志坚、服务社会的品德，至今影响着我，激励着我。
我记忆中的伯父杵着双拐，双下肢仅靠它支撑，他身材魁梧，不难看出健康时的英俊潇洒。他的脸上时常挂着微笑，在不经意间偶可发现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善于帮助别人，是个闲不住、喜欢找事做的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伯父响应祖国号召，应征入伍，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途经北京通县宿营时，午夜一潜藏特务乘人熟睡之机，拉响了他放在连长铺下的炸弹，将其当场炸死，随即担起机枪向全宿舍扫射，尔后饮弹自杀。伯父就是在这天晚遭遇不幸，脊髓受伤，下肢瘫痪的，在部队疗养院昏迷了好几个月，醒来后，发现自己瘫在床上，不能动弹。护士告诉他，他在这里已趟了三个月，是部队，是医生护士在呵护他的生命。自己就这样完了吗？就这样成为社会的负担吗？仅是下肢瘫痪对他来讲还不算什么，只是那受伤的脊髓时而像刀割般疼痛，时而像针刺样难受，这种日子能过吗？今后怎么办啊！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他的泪水哗哗的流……。部队首长反复给他做工作，开导他，让他在部队疗养院终身疗养。
伯父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首长在说什么，趟在铺上他一动也不动，一连好几天，不吃不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入伍前最爱看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在脑海浮现，他与敌人作斗争 ，与疾病抗争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那是我吗？不是，哎呀呀！伯父惊醒了，他为自己这几天的表现而羞愧。他想只有回到家乡才有可能为社会做点儿事情，才能实现自己的些许意愿。他找医生请来了部队首长，他要为社会做点事情，提出了转业回乡的要求，部队首长被其举动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对他今后的生活给予了妥善安排--交由地方政府及民政部门负责。
伯父回到家乡，看到生产队在吃食堂，管伙很重要，自己也能胜任。这可是生产队长做梦都想解决，又苦于没有合适人选的老大难问题。队长听了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终于有了最合适的人选，担心的是他的身体能行吗？队长看着他那认真执着的态度，同意了他的请求。生产队很穷，没有菜吃，没有油吃，粮食也不宽裕。他发动在家的妇女上山挖野菜解决吃菜问题，号召生产队员在进行生产时将漆树籽采回，通过加工解决吃油问题，同时规定炊事员一日三餐尽量不做同样的饭菜供社员们吃，在那个年代得浮肿病（营养不良），甚至出现更为严重疾病的病人是不鲜见的，在伯父管伙的那个生产队却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部分农民不识字，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纷纷办起了夜校，即农民白天搞生产，晚上读书识字，伯父虽然文化不高，在乡村也还算是个文化人，他自告奋勇的当上了教员，白天管伙算账，给农民安排生活，晚上就教他们识字。那个时候伯父住在十分偏僻的山坡上，下雨坡陡路滑，一个健康人白天行走都很艰难，晚上更难。为了不影响工作，他让二弟充当自己的拐杖，不论天晴下雨，不论白天晚上，伯父承担的工作从未间断。时任生产队长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多好的同志啊，每当下雨或晚上，生产队长总是劝他别来了，在家休息吧，固执的伯父哪肯听呀。这时有人建议给伯父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建新房，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大家响应，一个月后新房建起，伯父与夜校一同搬进了新家。随着返乡知识青年的增多，伯父就把教农民识字的工作让给了他们，但自己每晚必到，发现返乡青年时而出现的错别字时当即给予纠正。一次，有一位返乡青年写了一篇时政文章，形容当前群众运动形势一派大好时，用“破舟般”作比喻，伯父当即指出他的错误，这位青年十分不服，我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抵不过你一个连小学都还没毕业的吗？一场激烈争论就这样开始了，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伯父所说的话，他说：是破竹而不是破舟，你想啊，破竹多锋利呀，破舟--一破船也，你不是说形势一派大好吗？那就应该是破竹而不是破舟哦，青年心悦诚服。他们哪里知道，伯父为了当好夜校教员，不知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超前学习，挤时间学习，忍受着剧烈疼痛仍在学习，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知道伯父的人，以为伯父仅仅是下肢残废，而他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楚却鲜有人知道，只有在夜深人静时，你才有可能听见他那撕心裂肺般的呻吟声，我很害怕听到这种声音，因为这个时候我的心在颤抖，浑身都在颤抖！
随着年龄的增长，伯父的伤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再也没有能力参加社会工作了，怎么办呢？经过反复思考后，他请人在自己睡觉的房屋里打了两个大的地炉子，供生产队开会、烧水、烤火，帮过路人取暧至到去世。疼痛是他的死敌，唯有“去痛片”才能够缓解一时的痛楚，疼痛虽无法忍受，他却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舍不得吃一颗“去痛片”，万不得已时才到医院拿点儿药，也是大部分接济了周围吃不起药，看不起病的人的。
有人说人的意志比钢铁还硬，我想伯父就是属于这类，他用别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帮助别人，服务社会的高尚品德，是我生活、工作中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