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是陕西省安康市境内的大山、名山，是大巴山的重要山脉。她连接市内的汉阴、紫阳、汉滨三县区，三县区接壤辖区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一脚踏三县。山上古木参天，山下良田万顷，汉江绕山而过，江边依山傍水的水码头一个接一个，犹如镶嵌在黄金水道的明珠。一南一北的擂鼓台、铁瓦店古刹远近闻名。
    笔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先后四上凤凰山。第一次，1952年春随中共安康地委工作队去紫阳县参加土地改革；第二次，1954年夏独自一人冒雨翻越几十里路无人烟的凤凰山从紫阳到汉阴；第三次，1960年春去汉阴（时为石泉县）旋涡公社救灾；第四次，1965年秋去汉阴县汉阳区参加农村社教。在我四上凤凰山的经历中，最难忘的两次是在紫阳参加土改和在汉阴的救灾工作。

紫　阳　土　改

    1952年春节刚过，中共安康地委工作队奉命去紫阳县汉城区搞土改，我作为一名队员随队前往。一行数十人从安康城乘马车到恒口下车登山。那时工作队下乡都是自带被子，和部队行军一样背上背包，挎上装着日用品的挎包前行。山下是阴天，山上已是白茫茫一座雪山。我们头顶雪花，脚踏雪地艰难地攀登。当时我想，我们今天也和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一样，感到自豪。同行队员吴世文看我行李重，帮我把手提包提上。走了一段路后我突然发现他手里没有我的手提包，我问他“我的提包哩？”他吃了一惊“在后边休息时放下行李走时忘了，你把枪（长枪）挎上我转去取”，我背上背包挎上枪，行李更重了，一边前行一边等他。傍晚，我们终于翻越凤凰山到达目的地，受到了紫阳县汉城区委、区公所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在汉城区公所休整一天后，工作队下到各乡开展工作，我被分配到汉江北岸，凤凰山擂鼓台脚下的安溪乡工作组。期间，我母亲病逝。我父亲深知忠孝不能两全，加之交通、通讯不便，事后才派人来通知我。由于工作组人手少，任务重，时间紧，我未能及时回家在母亲坟上叩拜寄托哀思，至今心存内疚。
土改工作主要内容是调查农村经济、政治状况，宣传政策，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没收地主占有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给地主也分给同等数量的土地)，废除封建债务，建立农民协会等基层组织。方法主要有调查走访、串连、召开调查会、宣讲土改政策会、划分阶级成分会、诉苦会、清算会、斗争会、分配土地等。在整个土改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农民闹翻身，求解放，反封建的热情非常高涨，工作队进村后，他们笑逐颜开，奔走相告，不顾白天耕作的劳累，晚上积极参加会议。每当开会的晚上，山山峁峁、沟沟岔岔一串串灯笼火把火龙似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会场，散会后又散落到山山峁峁、沟沟岔岔，那种场面真可谓热火朝天。当时民间有一种说法“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在土改中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一个40多岁的妇女，她丈夫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她带着一双儿女，白天在地里劳动，犁田打耙的重活都自己干，晚上忙家务。就这样，她还坚持逢会必到。一名农会小组长居家偏远，一天晚上收工后他顾不上回家，风风火火赶到村里参加会议，他女人提上吊罐把夜饭给他送到会场，他一边开会，一边吃饭。他太劳累了，当他女人来给他添饭时，发现碗掉在地上，他却睡着了。贫苦农民经过学习党的土改政策，倒苦水，挖穷根，长了志气，腰板硬起来了，过去在地主老爷面前不敢抬头的长工、佃户，如今扬眉吐气，昂首挺胸，当一个地主不承认他是地主成分时，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你吃好的，穿好的，又不劳动，你不是地主是什么？问得地主哑口无言。二是农民受封建剥削、压迫之深重，一桩桩一件件记忆犹新。地主阶级除用地租、高利贷剥削农民外，还费尽心思巧立名目在农民身上敲骨吸髓。这个乡最大的陈姓地主，依仗权势诳称要去祖藉江南续家谱，要陈姓家族无论男女老幼，每人出资两块大洋，五口之家就得拿出10块大洋，农民拿不出来只得向他借高利贷。而他却用敲诈勒索来的巨资收购山货特产贩运去江南，又从江南购买绸缎回当地出售，两头赚钱。他为此发了财，却逼得多少人债台高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工作队和贫苦农民一起经过几个月日日夜夜的奋战，土改胜利结束了，农民把压在头上的大山推翻了，千年企盼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实现了，他们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田野，振荡山谷。工作队撤离的那天，一大早汉城镇汉江两岸就聚满了人群，红旗招展，鼓乐宣天，鞭炮齐鸣，多少人含泪拉着工作队员的手依依惜别，此情此景，我深受感染，心如潮涌，热泪盈眶。我们分乘两艘大木船，在欢送人群的送别声中顺江而下回到了安康。

汉　阴　救　灾

    1959年夏，石泉县(当时石泉、汉阴、宁陕三县合并为石泉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我作为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旋涡公社的干部反映公社化后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说他们那里发生了饥荒，给我的印象较深。会后县委机关学习组组织学习《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受书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论述的启发，我开始思考公社化的利弊得失。在一次机关学习组讨论时，我谈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大意是，理论上光讲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并不全面，而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样也会破坏生产力。譬如人穿鞋子，既不能削足适履，也不能脚小鞋大，假若一尺长的脚板穿上一尺二的鞋子怎么能走路呢？关键在于“适应”。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太快太频繁了，1955年建初级社，1956年转高级社，不到两年，1958年全面实现公社化，实行一大二公，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我的这些言论在同年冬季“反右倾”中在党内受到了批判。1960年初旋涡饿死人的事被省下派干部反映到省委后，引起了县委的重视，春节刚过即从县级机关抽调干部去旋涡救灾。我被抽调任堰坪管理区工作组组长。我们工作组一行4人从石泉乘船来到凤凰山麓的旋涡公社堰坪管理区，和社、区干部一起分驻各大队开展救灾工作。进队后我第一次看到在堰坪管理区所在的大队集中起来的浮肿病人多达二十多人，男人下身肿得像吊罐，行走不便，甚至不能穿裤子，女人脸肿得像“判官”，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工作组的任务就是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监督国家的救灾粮如数发到公共食堂，防止克扣，对浮肿病人组织医务人员救治，保证口粮和营养品的供应。在物资极其困难，粮食低标准的情况下，由于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共度难关，饿死人和人员外流的现象再未发生，但宰杀耕牛的现象时有耳闻。我曾给县委写过专题报告。期间，开始我在管理区机关食堂吃饭，后来中央有文件，说中央委员下到农村都要在公共食堂吃饭。我便主动在机关食堂下伙，把定量粮票和钱交给队办食堂，每日两餐我和社员一样拿着一个大土碗由食堂炊事员给打饭吃。食堂做饭的粮食靠国家供应的每人每月15斤标准维持，开始半粮半菜，后来瓜菜代，菜吃完了，就用蛾儿肠(农村平时喂猪的猪草)搅拌包谷面熬成稀糊，每吨每人喝一大碗。那样的光景不用说农民还要劳动，连我都撑不住。记得一次管理区召开大队干部会议，一位大队支书从怀里掏出来一个蒿芝面馍馍递给我，我如获珍宝。一次去公社参加会议，报到前我先到供销社买了一斤包谷芯加糖制作的点心，狼吞虎咽一口气吃完了。从那以后落下了胃病。一个多月后，县委通知工作组撤离。我们一行四人背上背包翻越凤凰山，向汉阴出发。行走不远，我就感到浑身无力，头上直冒虚汗，迈不开步。开始工作组其他同志帮我把背包背上，让我空手而行，就这样我仍然走不动，他们就在附近找了两个农民用担架抬我上山。上山的路渐行渐陡，我躺在担架上脚朝山上，头朝山下，抬担架的农民每上一步石梯都很吃力。看此情形，我于心不忍。他们因饥荒本就体力不支，不能让他们为我受罪，再说，万一他们一步踏不稳，我们三人就会摔下悬崖陡壁，都没命了。为此，我坚决不躺担架，由工作组其他同志扶我慢慢前行。机关的同志在汉阴见到我，说我头发长了，胡子长了，人也瘦了。我在旋涡落下的胃病经过长期治疗，到1962年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才得以痊愈。